【文学评论推荐】空间•记忆•反思:一位五零后作家的返乡书写

襄阳文艺网2024年05月18日点击量:197

  空间•记忆•反思:一位五零后作家的返乡书写

——评席星荃的长篇散文《祖先的村庄》

  (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陈晓燕 )

  随着中国社会工业化转型进程的持续,新世纪文学承接20世纪90年代的创作余脉,仍然持续现代文学中的“返乡”模式,不过返乡的主题内容较前已然出现较大改变,作家眼中的故乡虽不复是鲁迅眼中穷苦而愚昧的故乡,亦不复是沈从文笔下世外桃源式的所在,返乡所见要更加复杂的多,作家的心绪更是百味杂陈。当代中国,伴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乡村的改变绝不限于表面上村容村貌的变化,乡村在经济方式、人口结构、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化,清晰地显示乡村正经历着一场由表及里的深刻改变。然而,这是不是人们所期待的一场蝴蝶式华丽蜕变?每一个返乡者都在追问,无论是刘庆邦的小说《回家》,还是王磊光的非虚构作品《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春节回家到底看什么》,抑或是黄灯的非虚构文学《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作家纷纷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记录返乡见闻,来表达自己对于乡村变革的感受与认识,一股新世纪“返乡”书写的创作浪潮蔚然兴起。席星荃先生散文《祖先的村庄》因其典型的“返乡”模式而汇入这一创作浪潮,不过,《祖先的村庄》无疑是这股浪潮中一朵别致的浪花。作为五零后作家,席先生眼中的乡村与七零后、八零后作家眼中的乡村显然不同,他的返乡书写显示出完全不同的视角、情感和文化态度,为读者展示了一个独特的乡村世界。

  一、在乡村空间的今昔对照中追溯村庄的历史

  关于故乡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鲁迅记得最清楚的或许是那一望无际的碧绿的瓜田和举着钢叉的少年,沈从文的记忆或许是边城的青山秀水,汪曾祺最深刻的记忆或许是高邮小镇上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莫言心中最深刻的记忆大概就是屋后那条年年发大水的胶河。从作家的笔下,我们总能寻找到故乡留下的最深刻记忆。《祖先的村庄》告诉我们,故乡留给席星荃最深刻的记忆肯定是那片小小的村庄。

  尽管如今的村庄已不复先前的模样,但那颓败的宅院、静默的坟地、喧闹的水塘,却时时唤醒往昔生活的影子,这些独特的空间,既是覆盖着祖先生活气息的遗迹,又是满载着作家情感记忆的载体,它们记录着村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将作为时间的往昔岁月凝聚为一处处具象的存在,令人感慨。这是空间最令人着迷的地方,它屹立于当前的时间之流里,呈现的却是过去的风霜雪雨,它以当前残破颓败的老态,去收藏一去不返的历史。这一点也恰恰构成作家思绪的独特之处。返乡游走的他密切关注的不是城里人惯常流连的乡村自然风景,也不是城市里无迹可寻的稻田和树林,而是颓败的宅院、祖先的墓地,延绵的堰堤,还有那被遗忘的古道、寺庙与道观。这样的关注点暗示着作家的独特身份,面对这片土地,他不是陌生游客,而是从城里归来的返乡游子,因为他所注目的这一切皆是凝结着时间内容的种种散落的空间,它们不仅是现在村庄的一个个路标,同时也是从时间隧道里迤逦而来的村庄的历史“纪念馆”。作者信步其间,逐一写来,如同带着读者一起逡巡于时间长河,宅院里几户人家的命运起伏、集体农庄的修渠扩堰、庙宇道观背后的乡风习俗……顺着读者的笔触,一座古老的村庄带着过去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

  与那些惯常以追忆故人为线索的怀乡散文相比,这种以空间为主线来追溯、勾画乡村历史脉络的写法,更具可见性和现场感,也更能切中怀乡命脉——“故乡有它的地标,这些地标可能是具有高可见性和公共意义的吸引物,例如纪念碑、神殿、一处神圣化的战场或者墓地。这些可见的标志物可以使一个民族更有意义。”[1]作为一个浸透着故乡血脉的返乡游子,席先生敏锐地抓住了故乡的几处“地标”式空间,无论是老宅、墓地、还是土地庙、道观,作者在这些“可以使一个民族更有意义”的空间里腾挪辗转,捡拾着关于故乡的记忆,追寻故乡给予他的交织着喜怒哀乐的种种情感体验,也串联起不断来袭、抚之不去的愁绪:脚踏故乡的土地,却找不到故乡的踪影,在那些从过去遗留到现在的或颓败、或荒废的空间里,埋藏着村庄的过去,也寄托着今人的哀愁。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作家写出了当代人无处安放的乡愁,不如说作家找到了当代人乡愁的一种空间化表达,作者藉此在文字中搭建起一座关于故乡的空间纪念馆,令人感佩不已。

  在乡愁的空间化书写的间隙,故人面影时时浮现,为空间增添生动意味,同时也展示了作家自历史俯察当下的视角。每每自某处空间入手抚触村庄历史的时候,作家又及时收回伸向遥远过去的思绪而回到现在,在过去的镜像里默默观察着乡村如今的现实境况。譬如那个心狠的农妇二妮子,又譬如那个乡野头面人物席老二,他们在乡村各自的领地里施展着自己的狠劲和野气,生命的蛮横与暴躁曾经得到最无羁的张扬,最终却都因莫名的原因而偃旗息鼓,生命飞扬时如扑面呛人的尘土,陨落时如一团无人怜惜的污泥。值得注意的是,当作家写到他们时,没有知识者高高在上的姿态,他看到了二妮子“狠毒”背后的勤劳,亦看到席老二“风光”背后的贫穷,所以这两个“狠角色”激起的读者心理反应是复杂的,愤恨中又不免夹杂几分唏嘘感叹,人性的真实往往令人一言难尽。二妮子和席老二这样的人物在乡村不乏其人,他们的可怜可叹与他们的强横跋扈一样真实,他们构成乡村里的现实一种,至今仍在。席星荃对于这两个人物的书写和记录,显然颠覆了人们以质朴淳厚为基色的乡村想象,让人们窥见了乡村粗野的一面,作家并不避讳,而是以平实的书写娓娓道来,揭开乡村真实的面貌。不过,作家的笔下,乡民的粗鄙又往往与困顿而无以跳脱的无常命运纠结在一起,令是与非的价值判断变得模糊甚而无足轻重,唯一声百味杂陈的叹息可予托付。也因此,在某些瞬间,我们似乎还可读出一丝沈从文式乡村书写的意味,在当代乡愁的映照下显出杳远又清晰的影子。从这个角度来看,席先生的乡村书写宛如中国现代文学自鲁迅肇始的乡村书写批判性传统中旁逸斜出的一枝,虽不打眼,却坚守着作家自己的立场,执拗且坚劲。

  二、在少年记忆的回放中触探村庄的文明印迹

  有意思的是,当作家以空间来勾连往昔、纵横昨今,触摸村庄历史脉搏的时候,他又没有仅仅囿于一座村庄的历史直叙下去,而是将话语凝缩于一个少年的离开与归来,在少年的求学、读书、写作的过程中展开一段青春的书写,从而完成对于村庄的另一种叙述。

  一个乡野少年青春期关于乡村世界的记忆一定是独特的,因为少年所记取的事件肯定有别于同时期的成人;而且,任何一种记忆,都不可能是单纯的历史事件的构成,它一定饱含了记忆涵盖的时间段里人们的种种情感体验,乡村的历史一定是村民感知下的历史,而作家单单撷取少年的青春记忆来呈现这段时期,懵懂、青涩、困惑、茫然——一段并不漫长的成长经历中交织着的种种青春感受赋予乡村历史独特的色彩,它的不可复制和言之不尽都令这段乡村历史变得与众不同、独一无二,即使被岁月风干成一小簇失去了光泽的花束,也还是保持着最新鲜时的那份姿态,偶或一次风中的摇曳便能将人瞬间带至那杳远的时光中。所以,那破落的祠堂、蜿蜒的鹿门山、优雅的河湾、茂密的芦苇林、狭长的田垄、破旧的校舍等等融入了作家独特体验的景与物依旧闪烁着几十年前令人心动的光彩,一如初见。此时,作家借助于少年时期的记忆,巧妙地将对于乡村的空间化书写转化为乡村的时间性书写,同时也巧妙地将人们聚焦当下的眼光引向历史的深处,而这样的观照恰恰是当下其他返乡书写所匮乏的一个角度,因为它为探索乡村当下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历史背景。

  这段青春记忆中最令人感慨的,莫过于有关少年乡间寻书的书写。一个小小少年,出于对书的渴望和热爱,逡巡于文化生活贫瘠、落后的乡间,到处打听、搜罗、寻找书的踪迹,哪怕寻得一本破旧的古书、一本四角号码字典都如获至宝、欣喜不已。这样的经历让人不免想起莫言少年时期的寻书经历。据莫言自述,当年他到处找书看,以致于“周围的几处村庄都知道有这样一个特别迷书的小孩”[2]。谁能想到,同样的寻书故事还在千里之外的东津乡间上演呢。有趣的是,两个少年都在书的启示与引领下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或许,正是书的丰富与精彩,为少年开启了一扇打量外面世界的窗口,也为他们开启了有别于父辈的另一种人生。不过,是不是还可以这样理解,恰恰是乡村贫瘠而单调的生活,将渴望知识、渴望外面世界的少年推向那精彩纷呈的书籍呢?如此看来,一个少年的寻书故事,岂不正是关于贫瘠乡村的另一种言说?

  少年的寻书过程,为我们打开了观察偏僻乡村的另一扇窗——乡村中学图书室里的《沫若文集》、农村教师书架上的《俄国文学史》、案头的宋人小词、农民床下泛黄的古书,还有门楼上“耕读传家”的牌匾……在如是不起眼的细微处,收藏着乡村的文明印迹,虽不丰富,却也涉及古今中外,它们建立起一个闭塞角落与广阔世界的联系,也悄然传达着乡村对于文明的认同与向往。这样的乡村,无法给予生于斯长于斯的少年以充沛的文学滋养,却能凭着美丽的风景与星星点点的文明印迹实现对于少年的文学启蒙,或许这就是这个奉行耕读传统的质朴乡村骨子里的浪漫吧。这一点,是前述那些七零后返乡者难以体会到的,尽管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也是从乡村走出来的,但五零后作家更加丰富的生活阅历、更加深沉的人生领悟和更加自觉的整体意识,让他们不仅能看到七零后作家眼里当代乡村的问题与弊病,还能看到乡村深藏的某种浪漫与诗意,他们眼里的当代乡村除了具有鲜明的空间形象,还有时间的纵深作为依托,从而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感。

  三、在农民命运的讲述中反思乡村痼疾

  乡村出路与乡民命运是两个相辅相成的命题,它们是相互交融无法分割的整体,就像一张纸的两面,当返乡者关注乡村出路的同时,都不约而同地写到乡村中生活的人的命运遭际。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里的乡村》讲述夫家一家人的生活窘况,尤其是乡村年轻一代人面临的现实问题;梁鸿《中国在梁庄》则非常关注进城的农民工在进入城市之后遭遇的困难和各种困惑。和其他的返乡者一样,席星荃也看到了社会转型期乡村的现实种种,他在文中发出深深的感叹:“你在村里走,偌大的村子,废弃的房屋很多,却很少看到人。杂树、野蒿和荆棘疯狂生长,……”乡村田野的荒芜、村容村貌的巨大变化令作者发出这样的悲叹:“在熟悉的故乡失落了道路,当然也失落了情感与精神的家园。”事实上,引发这种失落感与荒芜感的并非仅仅是外在的乡村景象,还有坚守乡村的农民的逐渐衰老与逝去,席星荃以一种苍凉的笔调去描述乡村老人的晚年境况,为我们揭开了乡村社会的特殊一角,展现出与其他返乡者迥然不同的观照视角,当然也带来关于乡村出路的独特思考。

  “父亲”和“婶娘”是《祖先的村庄》着重写到的两位乡村老人。年轻时能干、要强的父亲老来因病瘫痪在床,处处需要依赖子女的照顾,作者以日记的形式记叙了父亲缠绵病榻的日常生活情节,复现父亲的晚年境况,同时又以回忆的形式讲述年轻时的父亲,父亲的粗放与善良,偶尔流露的浪漫情怀与对于读书的执着、父子间的隔膜与代际传承等等,经由一段段追忆逐篇呈现,清晰如昨。一个普通农民壮年时将自我的某种爱好、梦想或情怀高高悬置起来,终年忙碌想方设法挣钱养家,承担起一个大家庭的吃穿用度,到了晚年却只能借助于子女的照顾在百无聊赖中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这之间巨大的反差令人唏嘘,也引发读者关于农民人生价值的思考。在社会与时代的急遽变迁中,一个农民来不及规划自己的人生,更无法做到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的个人价值永远与供养家庭、抚育子女的责任交织在一起,他们是独立的生命个体,却往往只能在家庭的维系、运转和传承中呈现其个人价值。如今,当我们重新思考乡村出路、规划乡村发展图景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同时正视农民个人价值的正当性、是不是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实现农民的个人价值与乡村价值的有机融合?如果撇除了农民个人价值,单向地规划乡村建设,仅仅将农民视为乡村建设的一枚可替换的棋子,那么这样的乡村发展仍然是没有希望的。如果一个农民在乡村建设中看不到个人的发展、自我的价值,他不会坚守乡村再去复制父辈那种自我被家庭重负彻底淹没的人生,他仍然会奔赴城市冀以寻找自我价值,而乡村的空心化只会愈演愈烈。从这个角度来看,假如说,黄灯、梁鸿等人着重描述年轻一代离开乡村,是浓墨重彩地展示乡村空心化触目惊心的表象,那么席星荃着重讲述父辈们的晚年境况,则是无情揭开了乡村空心化问题的沉重内因,那投向父亲悲怆人生的匆忙一瞥为当下的人们提供了深入考量乡村问题的重要一翼。

  同样的情况在乡村女性身上更加尖锐。受乡村社会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乡村女性进入老年之后所面临的处境将比乡村男性艰难得多。“父亲”虽然晚年卧床百无聊赖,但过的毕竟是儿子颐养天年的有尊严的生活,作者笔下的“婶娘”进入老年之后,却只能看养女及女婿的脸色生活,心中的委屈唯有自我消化,尽管婶娘年轻时也是聪慧伶俐、刚强果断,为亲朋四邻做了不少好事,但老年之后却无奈地陷入牺牲尊严讨生活的处境。她的一生不仅反映了农民的人生价值问题,还揭示了当下乡村社会道德危机,同时更是折射出重视血缘关系的乡村道德文化所存在的历史性深层痼疾。在农耕文化中,血缘关系在家庭成员之间起到了建立亲情、维护伦理的重要作用,但对血缘的过于强调也在客观上造成人们对于非血缘抚育行为的价值的漠视。由婶娘养大的银换,并不把婶娘的精心养育视为恩情,在言语上对年老的养母多有不敬,因为婶娘与银换没有血缘关系。更可怕的是,周围村民早已习惯,熟视无睹,直到“我”回乡了,婶娘才有了一个倾诉的对象。婶娘与银换的事情似乎印证了血缘在乡村的重要性,然而也恰恰在此暴露出注重血缘关系的乡村在道德文化上自私偏狭的一面,作家透过一个乡村老年女性的境遇揭示了乡村社会由来已久的结构性积弊,引入深思。

  关于“父亲”与“婶娘”的描述,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五零后作家与七零后作家在返乡书写方面的巨大差异。七零后作家更关注尖锐的乡村现实问题,例如农村经济的凋敝、乡村“空心化”问题、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困境、留守儿童的抚养与教育问题等等。而返乡的五零后作家大多有着较长的乡村生活经历,受农耕文化的影响更加深厚一些,他们心中早已形成了一部关于乡村的具体、厚重的历史,有细节、有情感、有温度,当他们出走多年归来返观乡村的时候,这部深藏内心中的历史就壁立于乡村现实的背后,构成一幅雄浑阔大的背景,在景深的辉映下,每一处乡村现实都呈现出特别的样貌,不仅有现实的难点痛点,更有对于遥远历史的叩问,读者常常被拉回到几十年前的田野、宅院、庙观、渠堰,在前史的映照下发掘当代农民走向城市的深层原因和最初印迹,给很多现实问题找到历史的动因和爬梳的脉络。与此同时,乡村里很多被忽略的现象也被记录和关注,比如《祖先的村庄》中婶娘所传承的巫医文化,还比如乡村里流传的河边“矮傩子”、老屋里的皮狐子精等现象,这些常常被斥为迷信,但确实生活中实有,科学又难以解释,着实令人困惑。席星荃对于这些神秘现象的书写,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学写作,更是对瑰丽多姿的楚文化的忠实记录,而身处科技时代的读者也藉此得以窥见远古楚国流传至今鲜丽如初的文化底色。

  近年来,返乡书写渐成潮流,但返乡者书写的乡村与真实的乡村是否一致?返乡者满怀思乡深情返观故乡,然而内外诸多因素常深深影响他们的视角和表达。对此,有学者表达了自己的忧虑——返乡者“所拥有的乡村生活经验往往与现实乡村脱节,特别是游子思乡般的情绪会使他们的乡村记忆染上浓郁的感伤和怀旧色彩,现实本身的沉重感却被滤去,影响他们乡村叙述的真实性和真切性。”[3]循此以观,《祖先的村庄》确也染有“浓郁的感伤和怀旧色彩”,但是,乡村“现实本身的沉重感”却并没有被“感伤和怀旧”滤去,村庄空间的巨大变化揭示乡村发展的现实问题,乡村故人令人嗟叹的命运则让人感受到来自历史深处的沉重感。作为一位五零后作家,席星荃从怀乡情愫中汲取的不仅是书写当下乡村样貌的动力,更有追索乡村问题历史成因的自觉意识,所以他的乡村叙述不仅具有“真实性和真切性”,还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求实性,并因此与七零后、八零后作家的返乡书写形成一种特别的参差对照,从而为新世纪的乡村书写画上独特的一笔。